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提高家庭收入、扩大中产阶级、鼓励小微企业发展、改善资本形成、贸易、投资和消费活动，从而使城市化得到增值。

　　 综上，决定新兴市场能否崛起的因素不是国家建设而是城市开发。在全球范围内，大型城市的人均GDP比所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80个百分点。[15]截至2025年，在年均家庭收入2万美元以上（以购买力平价计）的全球25强城市中，预计只有12个位于发达国家，分别是东京、纽约、伦敦、巴黎、莱茵-鲁尔地区、大阪、洛杉矶、首尔、芝加哥、米兰、兰斯塔德和马德里。[16]其他13个城市都位于发展中国家，分别是上海、北京、莫斯科、墨西哥城、圣保罗、孟买、开罗、中国香港、中国台北、深圳、伊斯坦布尔、德里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们不妨以中国为例来说明城市的巨大经济力量。1980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建议在五个东部沿海城市成立经济特区，以测试长期规划的市场经济是否可行。这些经济区包括广东省的深圳、珠海和汕头，福建省的厦门以及整个海南省。随后，这些城市很快变成了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工业园、自由港、自由经济区和城市企业区。

　　 当时，首批进入这些经济区的资本并不是来自西方国家和地区，而是来自我国香港、新加坡和其他海外华人投资者的私人资本，随后西方企业和金融投资资本才相继进入。不过，当时的华人投资者并非全部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其中有些人来自当时的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尼西亚。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时只是一个小渔村，人口只有3万，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建筑老旧道路失修，市内甚至连一盏红绿灯都没有。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上，一个伟大的经济奇迹开始酝酿成形了。在四个经济特区中，深圳的地位最为特别，它拥有尝试各种经济政策的极大自由。1982年，深圳特区政府扩大了市区范围，总人口达到了351871。[17]

　　 截至2000年深圳特区成立八年后，这个城市的人口已经达到7008428；到2010年，深圳的人口数量激增了47.8%，达到10357938，大部分城区都被划定为经济特区。截至2012年，深圳的人均GDP为3581美元，购买力平价水平为23897美元。[18]按照10%的年增长率计算，深圳的购买力平价水平相当于芝加哥2010年的人均GDP值29535美元。截至本书写作时，它已超过克利夫兰同期的人均GDP值，接近费城的人均GDP水平。

　　 很快，深圳经济特区的试验成果开始在中国各大城市推广，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天津、武汉、西安、广州等相继建成大型工商业城市。西方企业逐步进入这些市场，以独资或与国企合营的方式展开经营。通过合营，国企提供了市场，以此换取西方企业的投资、技术转移和现代化管理。外部投资、内部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等新型资本形式，同样推动了私营和国营部门的发展。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大量涌现，短短30年不到，中国城市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都市经济体，使这个国家成功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截至2010年，中国私营企业贡献了65%的GDP，资本占有率达40%。中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繁荣的市场经济体系。后来，其他国家也效仿西方模式进行内部投资，成功开发了雅加达、曼谷、吉隆坡、迪拜、墨西哥城、圣保罗、孟买等国际化大都市。

　　 如今，中国正在采用西方投资模式建设开发非洲城市。中国对非洲的投资额甚至超过了世界银行对非洲的投资总额。中国开发利用其资本资源，在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和发达地区进行投资，收购工业、地产和商业公司，购买技术和物流资产。中国采用直接国外投资方式，能有效利用其资本资源进行投资。

　　 城市化

　　 国家财富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推动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快速城市化，即大量低收入劳动力向大城市的迁徙。它能为国际企业和投资者带来巨大的生产成本优势，为其提供广阔的新兴市场。随着教育和技术的进步，这种转移已经深化到附加值供应链、品牌出口和新兴中产阶级国内消费的水平。

　　 简·雅各布斯等城市研究人员曾阐述过城市的财富创造效应。尽管她的早期作品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现象，但如今在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财富创造规模要宏大得多。麦肯锡的调查表明：“中国城市化带来的经济转型，其规模要比世界上老牌城市化国家英国大100倍，城市化速度比后者快10倍。”[19]每一个美国人需要深思的问题是，2013年人口达到3.15亿[20]的美国能否竞争得过2010年人口数量即达到26亿的正在快速城市化的整个发展中世界。[21]

　　 人类正在历史上第一次全面进入城市化。全世界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可创造80%的世界生产总值。截至2007年，麦肯锡全球600强城市中，380个城市的生产总值就占到了世界生产总值的一半。到2025年，全球600强城市有望创造60%的世界生产总值。[22]到那时，城市经济的分布将会出现变化。发展中国家会有136个新城市（仅中国就会出现100个城市）进入全球600强城市名单，而2007年名单中1/3来自发达国家的城市会被挤出排行榜。新的财富创造主要来自于消费行业，预计将从2007年的4.85亿个家庭（人均收入2万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7.35亿个家庭（人均收入3.2万美元）。[23]

　　 城市经济

　　 城市可以为各种活动提供有效的生产环境，如基础设施和商业投资、工业化、就业、进城务工、物流贸易、教育进修、地产开发、消费品营销、文化旅游和资本形成。城市和城市群可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供应链。

　　 大城市和超级城市的优势是在工业、技术和商业投资方面拥有大量机会。它们不但是家庭消费的重要市场，而且可以通过教育和企业推动个人职业发展。至于不利方面，城市会造成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枯竭，大型城市会对政治管理、行政管理和社会和谐构成巨大挑战。

　　 城市中的消费主要发生在贫困人群、低收入者、中产阶级、富裕阶层以及他们的细分群体。在发展中国家新兴的440个城市中，购买力平价超过2万美元的家庭比例，有望从2010年的35%增长到2025年的55%。这些新兴城市会出现大规模的高收入群体和富裕阶层，其标志是以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家庭收入超过7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型城市中，高收入家庭的数量有望翻两番，从2020年的2000万增长到2025年的6000万，占全球城市高收入家庭数量的60%，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城市中的富裕家庭数量。仅中国一地就会涌现19%的城市新兴高收入家庭。[24]

　　 在2025年预计出现的26个人口在500万~1000万人，家庭中间收入超过2万美元（即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层）的大城市中，11个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国家），另外15个在发达国家。[25]在这26强城市中，只有3个在美国，分别是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在23个人口超过1000万，拥有大量中等收入家庭的超级城市中，麦肯锡预计其中只有7个在发达国家，分别是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欧洲的伦敦、巴黎和莱茵-鲁尔地区；以及日本的东京和大阪。其余16个全都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上海、北京和重庆；印度的孟买、德里和加尔各答；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以及卡拉奇、达卡、马尼拉、莫斯科、开罗和伊斯坦布尔。届时，所有B2B和B2C企业的营销重心都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6]

　　 除了收入水平，决定这些问题和机会的变化因素还包括人口年龄、家庭规模和数量以及人口的教育水平，这些都在引导企业积极进入大城市，在麦肯锡世界600强城市中寻找商机。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必须调整战略和经营方式，以便更好地应对城市经济体的变化。

　　 城市经济的商业战略

　　 在1984的作品《城市与国家财富》中，雅各布斯对财富创造的国家理论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述，指出城市及其所在地区才是国家财富的真正创造者。

　　 她认为城市的发展需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①外来品市场；②替代品（就业机会）；③工商业移植；④技术；⑤资本形成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