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任侍狻? 当时，苏联、印度等国家的经济规划者提出的中央政策严格限制地方决策权，这使得国内很多城市在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和社会稳定方面出现了危机。随着城市的萧条，苏联经济坍塌。类似的危机也曾经在美国出现，联邦政府一度忽略美国重要城市的经济发展，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郊区蔓延、财务赤字、基础设施不足、商业和人才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外流。那时，城市被视为改变穷人命运的地方而不是发展经济的地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时的欧洲也是这种情况。
这种发展方式导致的恶果是：中央政府高度官僚、财务紧张、经济发展缓慢、政治两极化、腐败丛生以及社会持续动荡。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国家资源通过政治手段在国内进行分配，根本无法把资源集中在重要的城市市场，无法实现经济的加速发展和国内收入的增长。通过政治手段分配国家资源，这种做法对于经济发展来说非常有害，无论其主导者是民主政府还是独裁政府。
美国和印度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向各州和城市推出的财政补贴计划，以公平为基础向国内各大城市分配联邦资源，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城市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很多城市得到的资源都少得可怜，根本无法刺激经济发展。印度国大党也是这样，抛弃了先前以刺激经济为目的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转而实施农村地区保障收入和贴现售粮政策（贴现率为市场价的10%），结果导致GDP增速从2010~2011年的9.3%跌至2012~2013年的5%。[2]由于中央政府无力向重要城市进行投资，地方政府和这些城市不得不自行着手扩大投资。
与此相反，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努力推动城市经济繁荣的做法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我们会在本书详细说明他是怎样强化纽约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的。在担任市长11年后，他成立了一家声望显赫的咨询公司，利用自己的巨大财富帮助世界各地的城市实现转型。在他看来，大型城市是解决经济开发、公共卫生教育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绝佳实验室。[3]
同样，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十分强调主要城市（major cities）对于国家GDP发展的重要性。2013年12月13日，奥巴马在会见各地新市长和候选市长时说：“城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要素……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开创良好的环境，让我们的城市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4]
跨国公司必须注重对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投资，这其中有重要的原因。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城市人口不断下降，消费、贸易和投资活动都在不断削弱，无法为西方跨国公司提供商业发展所需的市场，无法为股东提供足够的回报。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则不同（特别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城市），它们拥有快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和富裕群体。这里才是企业的金矿，无论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都在抢夺这一商机。西方跨国公司必须抢占先机，否则便会被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赶超。[5]
再次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型城市（midsize and large cities）可实现超过国家水平的经济增长力。[6]一个国家顶级城市（top cities）的经济总和在其GDP中占有的比例最大。在发达国家，城市可贡献高达80%的GDP。在美国，城市对GDP的贡献率为79%。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通常为40%~60%。中国城市对GDP的贡献率为60%，对GDP增速的贡献率为85%。2013年，仅中国35个城市的经济收入就达到其GDP的近50%。[7]
尽管20世纪最后十年的动荡阻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活动，但它们仍努力保持稳定并吸引了一些投资。在中东、拉美和亚洲，经济增长之路依然崎岖坎坷，但是在中国、印度、巴西、南非、智利、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其主要城市区（major city regions）全都对商业持开放态度。
对西方国家而言，国家建设有一个前提，即经济发展源自于民主制度。韩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如果经济繁荣依靠的并不是民主制度，那它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在国家建设的名义下，发展中国家是通过城市的快速增长，以及城市化、工业化、贸易、消费和教育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来推动经济繁荣的。城市的发展依靠的是内外部投资、引进国际行业、发展本地行业、中央政府投资和企业政策的创新实施、企业经营和营销水平的改善，以及本地创业人才和创业精神的培养。
在吸引外部投资、贸易和消费方面，国家制度偶尔会发挥促进作用，但大部分情况下会抑制这些因素。在发展中国家，超大型城市、大型城市的管理者和企业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引擎，它们能为中央政府带来额外的收入。实际上国家并不制造财富，它充其量只能推动城市的发展，真正发展经济的是城市。换句话说，国家是城市经济体的受益人，而不是创造者。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1年的数据，全球600强城市涵盖了世界20%的人口，创造了34万亿美元的收入，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一半。到2025年，预计世界600强城市的GDP会翻番，达到65万亿美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67%。[8]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购买力平价也正在逐步追赶西方水平。今日中国深圳的生活水平已经相当于美国芝加哥的水平，而且其中产阶级数量要远高于后者。[9]上海和北京的生活成本甚至比美国纽约还要高。2007~2010年，中国大型城市的GDP比重从20%增长至37%。[10]
到2025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的世界生产总值比例将会发生逆转。据巴黎经济学院预计，2025年中国的名义GDP将仅次于美国，GDP总量相当于欧盟的2/3，美国的一半。[11]2010年的中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2000年的经济水平。到2025年，印度将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其GDP总量相当于法国。[12]到那时，全球经济中心将会从发达国家的城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会超越西方国家？在经历了和苏联的冷战之后，西方世界希望继续实现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绝对影响力，而不是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对美国权威的挑战。
答案很简单，自19世纪民族国家崛起以来，比较政治学和经济学都是在国民数据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国家之间的对比，是通过绝对名义GDP而不是GDP、购买力平价或GDP增速等指标来衡量的。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GDP数据的比较。名义GDP是通过美元而不是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也就是说，衡量它的标准并不是各国人民保持相同生活水平所需支付的相对成本。可以说，发达国家的名义GDP是一项历史遗产，而GDP增速和购买力平价才是当代比较标准。
因此，国家数据并不能反映城市GDP之间的差异，也无法体现城市对国家GDP的贡献率。例如，2011年印度15强城市占当年全国GDP的56%，但其人口仅占全国的7.5%。[13]换句话说，印度的全国GDP水平远低于其国内城市GDP水平。城市的发展速度比国家快得多，城市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比国家市场更有吸引力，城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
根据普华永道的预计，2010~2025年巴西的年经济增长率不到3%，但圣保罗市同期的经济增长率为4.3%，里约热内卢为4.2%。印度的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5%，孟买和新德里在同期的增长率分别为6.3%和6.4%。中国的情况也一样，预计年增长率为5.5%，但上海、北京和广州三地同期的增长率要高出10个百分点。2012年，天津市的GDP增长了16.4%，同期整个中国的GDP增幅为10%。在美国，2011年加州圣何塞市的经济水平相比去年增长7.7%，休斯敦市增长率为3.8%，得克萨斯州米兰德市的GDP增长率为9.5%。[14]这些城市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2011年美国1.7%的GDP增速。全国数据和城市数据揭示的事实显而易见，作为企业，现在你应该知道该怎样有效投资了吧？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但在于国家建设，还在于鼓励全球私人投资的国家政策，这些政策鼓励企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城市投资工业、贸易和消费行业。这些投资能推动城市的工业化和商业开发。它能吸引新劳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