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一对一”的方式在建立One Feeds Two的可信性方面是极为重要的。他们有很多的保证措施，确保有人购买该活动的用餐时，他们能够相信捐出的款项会用来提供一份校餐。伯顿和他的团队保证，他们只跟管理成本低的合作伙伴合作。他们为这些校餐付款，而且每年都会要求慈善机构确认他们能够提供校餐的价格点。每一笔捐赠都要得到验证，就像是提供的校餐的数量。伯顿在与食品公司的合作中也是同样严格的，这些食品公司愿意遵守严格的质量要求，来保证付款和报告的透明度。慈善机构的目的不仅是筹集善款，他们还会通过正确的方式筹集善款。这其中就包括通过让食品合伙人来确定校餐的内容来保持均衡性，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有信心地实现“一餐换一餐”的承诺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参加。有些食品公司很喜欢这个想法，但是希望通过在“校餐”的内容上做文章来欺骗系统——以最小的投资获得最大的利益的方法。对于所有回赠来说，总有一些公司想要尽量少付出。One Feeds Two团队也遇到过一些这样的情况。

我们不得不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就是结束与一家大型连锁店的合作，这项合作耗费了我们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跟他们高层中的每个人都见了面，不止一次地展示我们的概念。他们表示愿意驾驭，但是在确定产品内容和价格点的时候，他们提出的捐款比每天每个地点的一杯咖啡的价格还低。这种情况可能会彻底破坏我们的概念。这样做可能会赢得好名声，来吸引其他的合作伙伴。这样做可能能够吸引客户的注意。但是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从来都不后悔。我不希望我们听起来就像是什么了不起的特权俱乐部。我们这里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件事情必须以对称且透明的方式来完成。尤其是现在我们有了很多忠实的食品公司，而且还有很强的责任感来保证我们总是能够积极地回应他们，而且我们永远不会允许任何人利用One Feeds Two。

拒绝这些机会很有可能会限制One Feeds Two的短期“成功”。无论代价是什么，用结果证明方式的方法付出的总会超过校餐，但是在伯顿的字典里，这样做会妨碍校餐供应的持续性。如果这样做会危害我们明天给更多的孩子提供校餐的能力的话，那么今天欺骗系统说多给一个孩子提供了校餐就没有意义了。要诚实就要在短期内做出牺牲，但是伯顿相信，在长期看来，这样做对每个人才好。所以，是什么问题让他彻夜未眠？他讨厌别人问他什么？

我们讨厌的问题是“今天没有吃到校餐的孩子该怎么办？你们有没有尽一切可能的努力来帮助这样的孩子？”

One Feeds Two坚持不胡扯的不利方面是：说谎能够给各家公司省钱，能够帮助各家公司抄近路，并能让他们做出财务上的妥协。它帮助他们把自己提升为现实主义者，并把任何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斥为理想主义者或幻想家——在他们的眼里，One Feeds Two就是这样的机构。这些事情非常依赖伯顿的想法，因为他们影响着数百万儿童的健康和教育。诚实的代价是巨大的。而且不仅包括拒绝大公司。让他们的模式在小公司中发挥作用甚至是更大的挑战：这个礼拜，我收到了一位开幼儿园的女士的来信，她想知道One Feeds Two是怎么运作的，以及她如何才能参加。她是一个小企业主，但是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做些好事。我很愿意与她合作。但是如果说她那里有20个孩子，那么要想让她每天都为我们捐20份校餐，我们就得让她面临同样的检查、确定透明度、给她开发票、检查她的付款情况，并确保她不会误传与One Feeds Two的合作。所有这些的成本超过了捐出的校餐的价值。我们不能改变我们模式的基本经济性——而且不幸的是，这种模式对于这样小的规模是不起作用的。这真的很困难。这可能能为20个孩子提供一年的校餐，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事情。所以这是非常有技巧的事情。

他们从这里要走向哪里？One Feeds Two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时此刻，他们能够通过英国的合伙公司和美国的合伙公司提供1500万份校餐。伯顿和他的团队注意到，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在任何时间放弃。英国和美国的人口每天总共能消费2亿份餐。这个问题很大，但是克服这个问题的潜力更大。可能One Feeds Two只能够扩展到某个点，或伯顿及其同事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发掘出幼儿园、咖啡馆和独立餐馆的巨大潜力。但是无论走多远，他们都不可能妥协。其他的一切都是胡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