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享的意义上，“网民的需求本质上是与网络文本的易得性相联系的，而易得性的根本在于网络的共享精神。各种形式的网络文本的生产与传播，本质都在于试图与他人共享。”微博传播的全面开放性，正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

　　有网民认为，共享与自由一样，是网络社会的“精神气质”“共享是网络社会的最大特点……各个参与主体通过上传资源营造了巨大的网络资源宝库，创造了集经济、社会、政治、法律、道德、体育、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知识的巨大宝库……丰富和完善了网络环境、网络资源。……各个参与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搜索利用跨国界的资源和技术，使其一方面发展自身，同时也有利于知识的借鉴、继承、创新和发展，最终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网络文化的发展。网络资源固然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但是良莠不齐的网络内容，必将会对一定的观摩者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共享所带来的不利方面。但是总的来讲，这巨大的知识宝库迎合了广大参与主体的兴趣和发展的需要，为其不断实现自身、表达自我、释放个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8]

　　简而言之，电子媒介人的微博传播实践，已经形成一种非功利色彩浓郁的表现性文化习俗，这样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传承，又影响着下一代网络传播实践者，并且通过后喻即反哺，影响着他们的父辈乃至祖辈，也改造着整个人类的文化。

　　二、微博传播显露了民众浓郁的政治情怀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微博的高参与性和高互动性使其成为民众交流政治观点、表达政治见解的平台。

　　人类是一种爱智慧的动物，作为认识的主体，生而具有追求真理真相的内在冲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因此，人类又生而具有追求公平正义、世界大同的精神需要。

　　基于对博客和微博等传播现象的考察，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介研究领军人物之一，澳大利亚人文学院主席格雷姆?特纳在《普通人与媒介：民众化转向》一书中主张“重新定义新闻”。他认为，与传统“新闻大企业”正“面临着公信力和权威性危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业余或准专业记者及博主的观点已经赢得了受众，他们与普通人的联系，即他们的民众化维度清晰可见”。伴随着自媒体的全面崛起，“在许多地方，新闻的呈现都与意见的呈现相融合，而对于恢复编辑功能以划分二者边界则少有人问津。实际上，存在一种意识，即在许多方面，比起貌似伪装的客观性来，公开表明意见是一种诚挚的、可信赖可接受的策略。意见的吸引力而不是可验证的信息的吸引力，反映为政治博客作为新闻源的数量在增多，通过贴评论和参加讨论的方式来参与在增多。”[9]

　　微博传播时代，不仅新闻的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按照特纳教授的建议，新闻的定义也有待重建。过去被新闻工作者奉为圭臬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或者国际传播巨头所标榜的所谓客观报道，都在新的历史时期受到了挑战。

　　有学者就指出，民意也是一种真相。“你无法否认……民情也是一种真相。所以真相其实是不一样的，真相有多种。你不能因为一种真相而完全否认另一种真相的存在。”除了“事实真相”而外，“还有一种更冷峻的真相，那就是‘民情’”，“一种话语就是一种真相。”[10]

　　民意民情之所以跟事实真相一样值得重视，甚至比事实真相更值得重视，原因正在于事实真相的难以逼近。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在信息爆炸和传播过剩的情况下，因为信息的碎片化传播，往往会使事件的真相更加扑朔迷离；相反，一定的历史阶段，民意民情却是明确的、确定的。真相的难寻，导致信息饥渴和民意纠结；久而久之，这样的民意竟作为真相的替代物，起到了真相的作用，给追求真相的人极大的诱惑。犹如望梅止渴，远方的梅林存在与否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梅林所勾起的馋意。对于人来说，真相跟水一样不可或缺；如果出现真相的真空，必然需要真相之外的东西来充填。追寻真相的民意成为填补真空的首选，微博平台上的流言即是民意填补真相缺失的典型体现。微博平台上转发的许多流言，往往会以“求证实”或“求辟谣”为话头，就是明证。

　　《人民网评》曾经刊文指出：虽然“网民不等于全体人民，互联网作为公开透明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场，有待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进来，政府决策还得充分考虑那些‘无声’的中国人的心声和利益。但网民又是对民生、公众权利、公共治理最敏感、最敢言也最擅说话的人群，‘网络舆论’可作为现实民意的风向标和参照系”。[11]

　　据《2010中国微博年度报告》统计，2010年舆情热度靠前的50起重大舆情案例中，由微博首发的就有11起，占22%。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2011）教授据此提出：“微博，这一网络驱动型的人民参与，让滥用权力的人更加难以藏身，在推进整个社会信息公开的同时，消除信息不对称和暗箱操作，有可能发展为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