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启榕（2012）在研究手机报传播特性时认为，手机报实现了信息的随时随地传播，与新闻事件保持同步；以小篇幅、精内容、强实用性引领“浅阅读”潮流；对于重大突发事件，以全面、权威的报道有效遏制谣言。[5]
政务微博也呈现这一特性。一方面，各大手机报都拥有同名微博账号，可见手机报与微博的共性；另一方面，政务微博因为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所承担的使命也与手机报有重合之处。
连续报道是政务微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必然要求。只有贯穿始终的连续报道，才可能保持其影响力，争取网络舆情的主导权。而在这一过程中，特别要注重危机发展临界点（critical point）的信息传播。临界点是物理学概念，指物体由一种状态转变成另一种状态的条件。这里借指危机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转折点。政务微博把握好转机，充分利用公众的关注度，就可能化危机为契机，推动政府工作。转机往往出现在事件圆满解决的时刻、另一件正面事件的发生、外部环境的突然变化，以及影响公众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等。
方付建运用斯蒂文?芬克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分为孕育、扩散、变换和衰减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舆情议题展开了研究。他认为事件本身、政府行为、网民兴趣、媒体报道等变化会促动舆情变换，这种变换反映在舆情的形态、类型、指向和关系等四个维度。随着突发事件处理的进展，网络舆情最终会进入衰减阶段，包括舆情消失、舆情被替代、影响力弱化等。[6]
各个阶段转换之间就存在特殊的时点，可以称之为临界点。它对事件的走向，积极的或是消极的、加速的还是阻滞的，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五）善后应对与“检阅效应”
危机事件后，悲观者会说，天哪，终于过去了；乐观者则说，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
危机的善后处理，是消除危机造成的不良影响，重振政府形象的关键。如果做得不好，同样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有时还会引出新的危机。善后处理包括及时处理善后、消除“危机后遗症”，如灾区的恢复重建、死亡和受灾人员的赔偿救助、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和物资援助、重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等。
2011年甬温线铁路特大交通事故后，《南方周末》报道说：在业已形成规律的事故后续处理模式中，到场官员、动员模式、权责界限、现场搜救、治疗伤员、安抚家属、商议赔偿、事故调查问责……一切步骤均在按照惯例运行，少有例外。
报道引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说，“信息的发布、新闻发言人的表达等都存在一定问题，使得民众产生了抵触情绪。”“在赞扬时大张旗鼓，在负面消息面前躲躲闪闪，这会使得公众在情绪上产生强烈不满。”
报道还特别指出另一个“惯例”是：在调查报告公布、相关人员被问责的同时，一些地方还会举行表彰大会，嘉奖“在抢险救援及善后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立功人员和先进个人”。
这是一篇少见的揭示事故善后的深度报道，在反映出我们的事故善后机制尚不尽如人意的同时，也反映出信息披露的严重滞后与不足。
由此可见，政务微博“有事”应对绝不能以为事件告一段落就放任不管，而是要继续关注、引导舆情，尤其是与网民的互动。每经历一次突发公共事件，实际上是对相关的政务微博进行了“检阅”，检阅要搜集、处理、发布信息的能力，检阅其影响力，检阅其引导舆情的水平。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现矛盾症结所在，完善工作流程，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才能经一事，长一智，产生真正的“检阅效应”。
三、创新方式方法，建立科学的工作流程
宁波市《海曙区党务政务微博管理实施办法》规定，每个政务微博原则上每周要发不少于5条微博，而且不管是原创还是转发，都要注意内容的准确和客观。《办法》对不同种类事件的信息，都作了明确的发布规定：灾害性、突发性事件要在事件发生后的1小时内或获得信息的第一时间通过政务微博发布消息。对于事件持续发展、事态复杂的情况，应及时上报，可以采取速报现象、缓报原因或速报事态、慎报处置的方法，有序有度地发布；对社会热点问题、网上舆情事件要积极主动发布信息，澄清事实，阐述工作思路，释疑答惑，并听取意见。
《办法》要求，每天早、中、晚，微博管理人员至少浏览4次各自部门、单位和区领导的微博，及时发现网民反映的问题、建议和诉求。各有关部门、街道和单位新闻发言人为相关政务微博分管领导。[7]
类似的规定在全国多个省市已出台，其中对政务微博的工作流程作了相应规定。我们以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从工作机制、评估机制、监测机制等三方面，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
（一）“五个一”工作机制
建设完善政务微博“有事”应对的工作机制，需要有“五个一”，即一个责任中心、一个信息高地、一个事实核查机制、一道公众利益审查关和一个互动值班室。
根据法律与惯例，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县或县以上政府会组成临时的领导小组，全面负责事件的处置、协调工作，并根据规定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发布事件的信息。因此，以领导小组为核心的责任中心、以新闻发布会为核心的信息高地，并非政务微博的创造，而是“有事”应对中必然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