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2012）认为，与美国的推特相比，中国微博平台上的民众更容易被操纵。他在题为《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的演讲中指出，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既有报纸的性质也有电视的性质，它是全媒体。在微博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办一份“报纸”，而你的“报纸”影响力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读者的接受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一个彻底民主的同时又是可被操纵性很强的通讯手段。说它是最彻底的民主是因为微博只需写寥寥几句话，只要知道怎么用微博，谁都能写。说它可操纵性强，是因为微博中的声音不具有“一人一票”的性质。微博平台上的加粉交易和水军业务，使得“只要一个人掌握着大量的金钱或者某种技术，那个人就能通过雇佣水军把自己的声音做大，于是就形成了虚假舆论”。同时，在微博的公共空间中，人们的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界限不再清晰。“微博中的言论是面向社会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前台行为。但是微博中许多人并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内混，不少人的真实面目我们完全不清楚。这些人因此能在微博中动辄破口大骂，而不怕受到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公共空间的出现把人类的许多后台行为前台化了，这就是微博语言暴力趋向背后的结构性原因。”赵鼎新据此得出结论说：“微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的约束，而另一方面却特别容易在网络公司、金钱等的操纵下迅速形成虚假舆论和权威。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微博公共空间中，人们的表现会接近于勒庞所描述的‘乌合之众’，他们一方面表现得特别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纵下特别容易对权威产生崇拜甚至盲从。微博中的狂热之士很像‘文革’中的红卫兵：一方面喊着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喊着谁敢反对某个权威我们就打倒谁。”[11]

　　事实证明，这样的情况，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突发公共事件大多强弱势力分明，容易激发人们对受害者的同情与怜悯和对加害者的义愤与憎恨，通过微博相互间的交流与辩论，会很快形成一种群体认知。“群体认知一旦形成，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代表着无形的权威，使得微博客群体中持不同意见的个体，更倾向于‘沉默’或转向‘附和’。”出现美国当代法哲学家凯斯?桑斯坦所说的“群体极化”现象。突发公共事件的“群体极化”现象一方面能增进群体内聚力，打破权威信息的垄断和控制；另一方面，在维护正义、讨还公道的旗帜下，也容易养成非此即彼的偏激价值嗜好，从而导致危险的现实群体行为。[12]

　　3.突发公共事件中微博传播的扩散速度快，覆盖面广，控制难度高

　　微博零距离传递信息，直播突发公共事件现场。由于可以通过手机发布信息，摆脱了设备的羁绊，可以做到现场直播，传播速度极为迅速。在一些大的突发公共事件面前，微博在场的传播效果，超过了任何其他媒体，是之前任何媒介很难达到的。比如玉树大地震时，仅在地震发生10分钟后，一位当地人便通过微博发布了最早的地震消息，比网络上来自百度贴吧的最早的关于地震的信息早6分钟。第一批进入灾区的各种人士和当地居民成为信息的主要来源，他们通过微博把地震现场所见所闻及时发布出来，让灾区外的读者能够掌握关于地震相关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信息传递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满足了人们对这种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的渴望。

　　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在1982年提出了“新闻洞（news hole）”概念。“新闻洞”是指各种大众媒介总体会聚而成的一个封闭系统，这个封闭系统选择性地反映了社会整体面貌及其变动。但是，微博是典型的渠道革命，大众传媒时代，大多数人主要做的是生产革命（即制造内容）；但在网络及微博时代，大多数人可以同时做生产和扩散的革命（即既制造内容又传播内容），这打破了以前所有的方式和方法。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受诸多限制，例如报纸，其版面是有限的；电视，其画面和播出时间也是有限的。但在网络及微博时代，不存在版面限制，也不存在工具限制；这个时代的信息传播由成千上万普通民众共同参与，就好像无数人同时在各自挖洞。量子力学中有个“虫洞”的概念，它的含义是在某一特定的时空中，例如一个苹果中，虫子们可以挖出无限条隧道，制造出无数个虫洞，不受苹果大小的限制。微博所造成的“新闻洞”，就类似这种“虫洞”，有学者称之为“新闻虫洞”。在微博用户中，人人都可挖洞，随时随处挖洞。大家可以对同一主题发布不同看法，可以提出各种独立甚至相互抵触的无限个观点，可以从他人的信息虫洞上深挖或新挖分支，也可以自说自话。在这样一种情境下，考虑到微博的庞大基数，在很短时间内，“新闻虫洞”将遍布事件“苹果”的整个内部，几乎可以穷尽事件的方方面面。[13]

　　微博强大的信息组织能力，可激发全民参与。微博融合了多种媒介元素，信息传播比其他媒体更便捷、迅速、自由，信息整合深度前所未有，成为大众创造内容并彼此交换信息的平台。“玉树地震中，微博成为一个及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