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仕菊等(2012)指出，微博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政治参与方式，已逐渐趋于规范化，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22]
张琼等（2012）认为，信息的快速传播和良好的互动微博不仅促进了人们行使自由表达权利，而且拓宽了政府政治问题的新渠道。然而，公众话语的传播和微博领域的失范只需要政府承担建设公共能源领域的责任，以充分培养公众意识，保护公众权利。[23]
朱敏（2012）认为，在中国的政治舆论生态中，政府微博是第一个跨越阶级和地区的公共领域。其引导国民、监督政府、批评和立法的价值观在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国家政治体系的运行和政府治理的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部门和官员使用政府微博，只有遵循必要的心态、语言、行动和概念原则，才能真正有效地改善政府治理。[24]
陈欣（2012）指出，微博作为一个新兴的公众舆论平台，不仅对传统的政府响应机制和模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而且为政府响应的完善和完善提供了新的思维和机遇。各级政府应当认识、理解和规范微博政治，以此为契机，完善和完善政府响应机制和模式，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25]
楚松燕(2012)认为，微博等自媒体以其开放性加速了权力的扩散，新的权力主体与政府竞争公众信任，直接挑战政府的网络话语权。微博进一步塑造了水平化的互联网社会结构，直接挑战了现有政府的权威维护。微博信息流的多样性模糊了政府管理的界限，直接挑战了政府的响应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微博等互联网上信息流的快速和多向性，使得互联网和线下、大事和小事、公事和私事、国内外事、单位内部事和全社会事、政治事和非政治事务的界限日益模糊，使政府在事务管理中判断公共的界限，然后做出反应，面临巨大的挑战。面对互联网带来的政治生态变化和挑战，政府不能用传统的控制手段来遏制，因为封锁公式背后是区分你和我们阶级斗争逻辑的延续。政府需要的是积极适应变化，积极迎接挑战，积极运用小微博，积极迎接挑战。
罗佳(2012)提出，微博的政治变革能量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显现，主要表现为权力结构的分散化、意见表达的民用化、政治心理的传染性和政治动员的便利性。在微博时代，政府信誉面临着信息披露和政治监督、意愿表达和议程设置、围观和舆论压力、政治动员和行动组织四个层面的影响。以往的微博事件反映了舆论对官员个人行为的不信任和对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的信任、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对政府短期行为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长期信任的悖论特征。因此，微博的信息披露和政治监督不一定会导致政府信誉的丧失，政府的反馈和应对尤为重要。[27]
沈亚平等（2012）分析了政府管理的价值和功能，认为微博为政府和公众提供了沟通和互动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可能性，因此微博政治已成为促进政府适应网络时代提供的信息环境的沟通手段。在信息时代，微博政治的兴起具有不可避免的优势和局限性。因此，利用和引导微博作为载体，更好地实现信息时代政府管理的改革和改进，将是政府的重要行为取向和方式选择。[28]
张沭宁(2012)讨论了微博问政的多中心治理结构和策略，认为微博问政有三种制度建设和治理策略:一是在评价微博问政局限性的基础上，加快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政府要积极面对微博问政，善于研究判断微情绪，形成微博问政对接机制；二是加强微博舆论和舆论的理性引导，引导网民有序问政；三是消除制约微博均衡发展的技术、环境等因素，将微博问政纳入中国政治治理的整体结构，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微博问政多中心治理结构。[29]
李温室（2012）认为，微博的快速发展和强大功能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空间，深刻改变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模式。同时，微博也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竞争的地位；微博中包含的政治力量挑战了国家的政治议程；微博谣言削弱了人们对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认可。这些都给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这方面，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采取行动，有效地制度化解和积极应对微博的负面影响，确保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稳定、可持续、健康发展。[30]
刘瑞生（2012）分析了微博传播的一些特点和可能的风险，认为微博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态。微博等新媒体扩大了政治空间，改变了政治秩序。政治主体日益多样化，促进了政治模式的变化。微博提供了广泛、多样化、新颖、低成本的政治参与方式，增加了全球政治风险。微博不仅可以做好，促进政治发展，而且可以做坏，成为破坏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面对中国微博政治的发展及其风险。为此，首先要高度重视微博政治及其风险；其次，改变观念，积极面对微博政治挑战；再次充分利用微博，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微博政治风险中的挑战与机遇相对，挑战越大，机会越大。只要使用良好，微博就可以加强官员和人民之间的沟通，缓解社会矛盾，改善政府的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