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互相平衡、协调行动才能达到综合治理的效果。而微博时代，这三方治理都因微博的深度参与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微博在这三方治理中只要运用得当，就能够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
（二）政府治理中微博的角色
首先，微博是突发事件治理中政府搜集民意的重要途径。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中，政府可以积极探索利用微博搜集社情民意的新方式，及时准确地把握全局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以便及时做出相应的回应，从而抢占化解危机的先机。较之传统媒体，政府可以利用微博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突发公共事件的有关信息，甚至有时候在事件尚未完全爆发之前，觉察到某些“苗头”、线索，以利于及时做出决策。微博可以利用其广泛的影响力，特别是议程设置功能来推动政府进行积极的思考，建立更科学实用的预警制度，提高政府和社会抵御危机的“免疫力”，实现第一时间化解危机。其次，政府微博是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渠道。如今，通过微博认证的各领域政府机构及官员微博已经成为政府信息发布的重要工具。“上海发布”“成都发布”“南京发布”正成为这些地方政府新闻办和宣传部门的官方微博代名词。这些政府微博可以借助微博的传播优势和影响力，在传统信息发布渠道之外，增加一条重要的新渠道。政府微博可以充分利用微博的及时性和跟踪性，持续地在第一时间抢占信息发布的先机，防止谣言滋生和蔓延。第三，政府微博是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官民互动的重要渠道。政府微博除了单向的信息发布，还可以实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正是利用了微博传播的互动特性，微博用户可以直接在微博里点名邀请某个政府微博来回答某个问题，或者回应某个要求。政府微博的回应将直接推送给所有关注该政府微博的用户，这样的互动，既完成了点对点的直接互动，又实现了点对面的广泛传播，应该说是一种高效的互动。政府微博可以利用微博的这一传播特性，及时地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尽可能地解决民众的合理诉求，从而避免因信息不通畅而引发的误解和谣言。第四，微博是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政府的全景监督工具。由于微博开放性的传播特性以及全民记者的传播格局，通过微博民众有可能实现对政府的全景式监督，微博就如同无数双“电子眼”，监视着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整个应对过程中的一举一动。有效的监督是信任的保障，民众无法实现有效监督的政府是无法获得民众的充分信任的。在突发事件治理中，政府必须提升决策的透明度，经受来自微博的全景监督，才能充分赢取民众的信任，从而为事件治理决策的顺利实施提供必要保障。
（三）公众治理中微博的角色
首先，微博是公众参与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的平台。公众参与的前提是充分的知情权，微博首先是公众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人们需要第一时间知情，需要迅速获得有关的信息，而微博的及时性正好能满足人们的这一需求，从而成为突发公共事件中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在知情的基础上，人们需要充分地表达和参与，而微博的开放性使得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和观点的发布者，也就是全民记者。微博时代，普通受众摆脱了信息传播格局中的被动地位，有条件成为活跃的传播主体。其次，微博是公众宣泄和缓释情绪的平台。在风险和破坏面前，人们心中积压的负面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和释放，就有可能以夸大的形态爆发出来。在社会层面来看，这样的情绪爆发如果汇集起来，就会成为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因此，社会需要一个平台来持续地承载这些释放出来的不良情绪，成为“社会减压阀”。同传统主流媒体比起来，微博显然更加适合承担这样的角色。传统媒体受到来自体制和信息容量的双重局限，为了保证舆论构成结构中正面言论的主流地位，很多负面信息和言论不得不被过滤掉。而微博处在体制外，具有相对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微博的海量信息基数也能有效地稀释负面信息和言论在整个信息构成中的比重，人们既释放了负面情绪，又不至于直接酿成比较集中的破坏性后果。第三，微博是突发公共事件中公众自发组织的平台。突发公共事件中，公众在知情和表达的基础上还会自发形成一些志愿组织，直接参与事件的治理。例如在汶川地震中就出现了很多无偿参与救灾的义务民间组织。微博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交网络，人们或者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移植到微博上，要么依据共同的关注兴趣集结成新的微博群体，这些微博群体可以发挥动员和组织的功能，在微博这个平台上发起一些志愿活动，组织构建市民共同体，直接参与事件进程。
（四）传统媒体治理中微博的角色
首先，微博是传统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重要的信息来源。在信息及时性和更新性上，传统媒体无法与微博全民记者的现场直播抗衡，积极的做法就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取微博及时性之长补自身实效性之短。传统媒体可以将微博中在事件现场发出的报道进行一些必要的核实、筛选、整合进而做权威性的发布，以自身权威性和有序性的信息优势来弥补实效性上的欠缺。传统媒体的专业报道和微博的草根报道相互利用、相互补充，从而营造出二者的良性竞合关系。其次，微博的人际传播是传统媒体传播效果的延伸。拉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
